2017年3月11日至12日，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玄奘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李利安教授應邀在廣州為中山大學博研教育中心管理哲學研修班授課。
在“佛教起源與印度文明”課程板塊中，李利安教授講授了《前佛教時期的印度文明》《印度佛教文明的誕生》《印度佛教文明的發展》《印度佛教文明的中國化》共四次課程，每次課程歷時三個小時。
在《前佛教時期的印度文明》課程中，李利安教授認為人類文明的創造及其內涵則在于人性的呼喚。他把人性分為人的自然性、社會性、精神性，以及靈性這3+1的結構。文明就是對人性的不同內容作出的回應。李利安教授解釋，物質文明就是應對自然的需要而發展出來的，解決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制度文明則是對社會性的呼應，解決的是人與人的關系；世俗的精神文明應對的是精神性的需求，解決身與心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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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的本體性相對應的則是神圣精神文明，解決的是圣與凡的關系。接著，他從時間、區域、社會、宗教、毀滅等方面介紹了印度佛教誕生前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并從金屬器、城市、文字、宗教和國家等5個方面闡述了古代印度文明的體現與特征。關于吠陀文明，李利安教授從時間、區域、生活方式、社會結構、史詩、宗教等方面做了介紹，著重分析了種姓制度與人性需求的文明供給體系之間的內在關系，并從神學與哲學的角度闡釋了婆羅門教三大綱領的核心義趣，還對瑜伽修煉的方法及其所追求的梵我合一境界進行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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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佛教文明的誕生》課程中，李利安教授從人性3+1結構解釋了釋迦牟尼的創教歷程，即對生命之弱性的高度敏感（生物性無奈）、國家危機導致的人性煎熬（社會性擠壓）、欲望滿足之后的人性缺失（精神性迷茫）和出家修道而來的深度困惑（靈性的呼喚）。李利安教授將佛教的誕生總結為釋迦牟尼對生命的關注，和對身心關系的探討。佛教基本教義四諦即是釋迦牟尼圍繞生命所展開的思考：生命的現狀（苦），生命現狀的根源（集），生命的最高快樂境界（滅）以及獲得生命最高快樂的途徑（道）。
在《印度佛教文明的發展》課程中，李利安教授從團體運行的兩個核心問題，即：“如何共處”與“走向何方”這兩個方面解釋了部派佛教分裂的原因。在如何共處的問題上，“十事非法”等戒律上的意見分歧是佛教分裂的原因之一，而在走向何方的問題上，“大天五事”對初期佛教以證阿羅漢果位為目標的修行方向提出了懷疑，則是導致佛教分歧另一重要原因。佛教的分派釋放了巨大的精神能量，在思維的深化與視野的拓展中激發了佛教理論與實踐的轉型，圍繞世界真假、我的有無、人心染凈、佛陀凡圣等問題的爭論而掀開了一個全新的佛教發展時代。
在《印度佛教文明的中國化》課程中，李利安教授分析了百家爭鳴時代之后的中國文化走向，他認為，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除了個別學派之外，都是圍繞著人與人的關系而展開，在制度文明方面頗多建樹。這種“治人”學問的高度發達與古希臘精于對客觀自然界的探討以及古印度精于治心的文化傳統有很大的不同，中國不但疏于探索自然，在精神文明方面也始終處于嚴重殘缺的狀態。即使是發達的“治人”之學與古希臘的民主思想相比也可能是完而乏善，古希臘則可能是善而不完，在短暫的繁榮后為近代西方提供了豐盛的智慧資源。
三大軸心時代文明爆發點的不同文明發展旨趣，為中國接受印度佛教提供了巨大的文化生存空間。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戰國結束后的中國歷史相繼試驗了百家爭鳴的智慧饋贈，從法家獨尊到道家獨尊，從道家獨尊再到儒家獨尊，一家獨霸式的文化體制到東漢末年全面瓦解，中國人為精于治人的制度文明的單向發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并能迅速融入中國社會，主要得益于佛教極大滿足了中國人的精神性和靈性需求，而佛教也不辱使命，它的進入，重組了中華文化結構，重塑了中華民族精神，由此形成了儒釋道三足鼎立的人性需求供給體系。
李利安教授從人性需求的角度對印度文明和佛教進行的重新解讀，匠心獨運、別開生面，為學員們打開了新的思路，建立了新的認識，受到中山大學博研教育中心管理哲學研修班學員的廣泛好評！
在廣州期間，李利安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說到：在雞湯式國學教育依然大量存在的今天，中大博研教育堅守學術品位與現實需求相結合的原則，在引領社會精英領悟人文之道方面盡心盡力，成效卓著，彰顯了高雅、厚重、豐盛、靈動、智慧的魅力，體現了人文教育應有的情懷。學員們熱情好問，善聽多思，課上課下積極交流，其知識積累與理解之力值得稱贊。